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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句话，鲁迅所批判的那个“国民性”正是民族的，它能成为世界的？我们在哄自己玩呢，我们在骗自己玩呢。我们不能哄自己，更不能骗自己，这正是鲁迅要告诉我们的。

    我想说，鲁迅所鞭挞的正是民族性里最为糟糕的那个部分，仅仅从逻辑分析上说，那句话和鲁迅的精神也是自相矛盾的。——退一步，即使鲁迅说过，我们也要充分考量当时的语境，绝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。糟糕的民族性不要说不是世界的，连民族的都不可以，——鲁迅的意义就在这里。如果我们对民族性没有一个理性的认识，对民族性不进行价值分析和价值取舍，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挡箭牌，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合法性，先生艰苦卓绝的一生真的算是白忙活了。

    2013年，我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质疑了“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”，结果，许多不明就里的年轻人说我侮辱鲁迅，在网络上扑过来就是一顿臭骂。利用今天这个机会，我郑重地说明一下，年轻人，你们的狙击步枪实在厉害，可你们瞄错方向了。质疑“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”，和侮辱鲁迅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先把狙击步枪放下来，拿上鲁迅的书，我们都好好读，鲁迅的世界比三点一线要开阔得多，也迷人得多。

    三、两个比喻。圆规

    《故乡》的故事极其简单，“我”回老家搬家，或者说，回老家变卖家产。就这么一点破事，几乎就构不成故事。《故乡》这篇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？我的回答是，小说的人物写得好。一个是闰土，一个是杨二嫂。我们先说杨二嫂。

    和小说的整体一样，杨二嫂这个人物其实是由两个半圆构成的，也就是两个层面，一半在叙事层面，一半在辅助层面，也就是钩沉。通过两个半圆来完成一个短篇，是短篇小说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法。我相信在座的每个朋友都经常使用。通常说来，双层面的小说都要比单层面的小说厚实一些，两个层面之间可以相互照应。

    但是，有一点我需要特别地指出来，一般说来，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做，那就是小说人物的性格发育。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缘故，它是不允许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常常说，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体制，而不是小说的长短问题。说起短篇小说，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，它不好写。其实，所谓的“不好写”恰恰来自小说的人物。一方面，短篇小说需要鲜活的人物性格；另一方面，短篇小说又给不了性格发育的篇幅，这就很矛盾了。我极端的看法是，短篇小说一旦超过了一万字几乎就没法看了，说明我们的能力达不到。第一，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短篇小说“在哪里”；第二，即使看到了，我们手上的能力没跟上。短篇小说真真正正的是手上的才华，我们必须要有手。

    鲁迅厉害。在辅助层面，也就是人物的“前史”，他给了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：“豆腐西施。”在汉语里头，“西施”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，但是，“豆腐西施”，不妙了，味道变得非常糟糕，有了反讽的意味。必须承认，在我们汉语里头，“豆腐”从来都不是一个美妙的词汇，它和“西施”捆在一起，很怪异，很不正经，它附带着还刻画了杨二嫂，——杨二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“不是他娘的正调”。这为叙事层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好，到了叙事层面，杨二嫂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，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小市民的恶俗，是她的刁、蛮、造谣、自私、贪婪，她的贪婪主要体现在算计上。就因为她算计，另一个绰号自然而然地就来了，是一个精准的计算工具：“圆规。”请大家注意一下，“豆腐西施”和“圆规”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，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，其实是发展的，不要小看了这个发展，它其实替代了短篇小说所欠缺的性格发育。

    这个已非常珍贵。这个线性是什么呢？是鲁迅所鞭挞的国民性之一：流氓性。可不要小瞧了这个流氓性，在鲁迅那里，流氓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，这是他对国民性的一种总结。这个劣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：强的部分和弱的部分。强的部分就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，弱的部分则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。最令鲁迅痛心的是，这两个部分不只是体现在两种不同的人的身上，在更多的时候，它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。这个总结是鲁迅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也是鲁迅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。

    必须叹服鲁迅先生的深刻。的确是这样，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，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。

    下面我该重点谈一谈“圆规”这个词了。“圆规”这个词属于科学。当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大旗的时候，科学术语出现在五四时期的小说里头，这个是不足为怪的。但是，我依然要说，在鲁迅把“圆规”这个词用在了杨二嫂身上的刹那，杨二嫂这个小说人物闪闪发光了。

    首先我们来看，——杨二嫂是谁？一个裹脚的女人。裹脚女人与圆规之间是多么形似，是吧，我们可以去想象。

    接下来我们再看，——杨二嫂是谁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流氓，她的特点就是算计，这一来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就有了“某种”神似。这就太棒了。

    可是，如果我们再看一遍，——杨二嫂到底是谁？她的算计原来不是科学意义上的、对物理世界的“运算”，而是人文意义上的、对他人的“暗算”。这一来，“圆规”这个词和科学、和文明就完全不沾边了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愚昧与邪恶。杨二嫂和“圆规”之间哪里有什么神似？一点都没有。这就是反讽的力量。一种强大的爆发力。可以这样说，“圆规”这个词就是捆在杨二嫂身上的定时炸弹，读者一看到它就会爆。我几乎可以肯定，当年胡适、赵元任第一次看到“圆规”这两个字的时候，胡适、赵元任一定会喷出来。他们一定能体会到那种从天而降的幽默，还有那种从天而降的反讽。别忘了，《故乡》写于1921年的1月，小一百年了。那时候，“圆规”可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常用词，在“之乎者也”的旁边，它是高大上。就是这么高大上的一个词，最终却落在了那样的一个女人身上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能够用“历史的眼光”去阅读经典，我们所获得的审美乐趣要宽阔得多。

    但是，无论如何，我想指出的是，“圆规”毕竟属于当时的高科技词汇，在整个小说里头还是突兀的，它跳脱，它和小说的语言氛围并不兼容。比较下来，把杨二嫂比喻成“两根筷子”倒更贴切一些。我来把这一段文字读给你们听听吧——我吃了一惊，赶忙抬起头，却见一个凸颧骨，薄嘴唇，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两手搭在髀间，没有系裙，张着两脚，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。你看看，鲁迅先生的小说素养就是这样好，他的小说能力就是这样强。在这一段文字里，作者先写自己，把自己的动态交代得清清楚楚，这个相当关键。这一来，作者的书写角度就确定了，这就保证了对杨二嫂的描写就不再是客观描写，而成了“我”的主观感受。换句话说，“圆规”这个词并不属于杨二嫂，只属于“我”。——你去喊杨二嫂“圆规”，她不会答应你的，她不知道“圆规”是什么，她不能知道。就是这么一个角度的转换，“圆规”，这个不兼容的语词即刻就兼容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是真的，鲁迅和曹雪芹，可以让我们学习一辈子。

    四、分明的叫到

    就小说的人物刻画而言，《故乡》写闰土和写杨二嫂的笔法其实是一样的，也是两个半圆：一个属于叙事层面，一个属于辅助层面。但是，这里头的区别非常大，非常非常大。

    写女流氓杨二嫂，无论在叙事层面还是辅助层面，鲁迅是一以贯之的，也就是所谓的鲁迅式的“冷眼”。很冷。同样在辅助层面，鲁迅写闰土却是抒情的和诗意的。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里极其罕见。但是，这一点尤其重要。请原谅我的不礼貌，在这里我必须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——鲁迅为什么那么不克制？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抒情？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诗意？

    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必须回到刚才。在讲杨二嫂的时候，我说过一句话，鲁迅眼里的劣根性可以分成两个部分：强的部分是流氓性，弱的部分则是奴隶性，简称奴性。可以这样说，作为象征主义小说，在小说的大局方面，鲁迅是极为精心的，有他的设计。千万不要以为鲁迅写小说是随手的，他的小说写得好只因为他是一个“天才”，属于“妙手偶得”，不是这样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头，中国文坛有一个不好的东西，一说起作家的“思考”就觉得可笑，这就很悲哀。作家怎么可以不思考呢？思考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，是精神上的本能，它的作用不能说比感受力、想象力重要，至少也不在感受力、想象力之下。没有思考能力，可以慢慢地培养，慢慢地训练，但是，我们不能主动放弃。作家主动放弃思考能力是危险的，最终，你只能从众、随大流、人云亦云，成为一个鲁迅所痛恨的、面目可憎的“帮闲”。

    回到《故乡》。在《故乡》里头，呈现流氓性的当然是圆规；而呈现奴性的呢？自然是闰土。问题来了，写杨二嫂，鲁迅是顺着写的，一切都符合逻辑。写闰土呢？鲁迅却是反着写的。我们先来看鲁迅是如何反着写的——

    在辅助层面，鲁迅着力描绘了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少年的“我”和少年的“闰土”之间的关系。我把这种关系叫作自然性，人与人的自然性。它太美好了。在这里，鲁迅的笔调是抒情的、诗意的，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号，在海洋里任意驰骋。我必须补充一句，在“我”和“闰土”自然性的关系里头，“我”是弱势的，而“闰土”则要强势得多，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忽略。

    但是，刚刚来到叙事层面，鲁迅刚刚完成了对闰土的外貌描写，戏剧性即刻就出现了，几乎没有过渡，鲁迅先生写道：他（闰土）站住了，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；动着嘴唇，却没有作声。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，分明的叫到：

    “老爷！……”人与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。一声“老爷”，是阶级性。它就是海洋里的冰山，它挡在泰坦尼克的面前。泰坦尼克号，也就是鲁迅的抒情与诗意，一头就冲着冰山撞上去了，什么都没能挡住。注意，我刚刚提醒过大家，是弱势的“我”成了“老爷”，而强势的“闰土”到底做上了奴才。鲁迅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做得格外好，大作家的大思想都是从细微处体现出来的，而不是相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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